半個世紀以來，特別是70年代以來，在《紅樓夢》研究中，海內外出版了一些索隱派著作，從持索隱派觀點者看來可說是索隱派的復興，從批評者觀點說來則是索隱派的復辟，從《紅樓夢》研究史的角度來說，則是當年胡適和蔡元培新舊紅學爭論的繼續。Www.Pinwenba.Com 吧舉例來說，先后出版的有潘重規的《紅樓夢新解》，杜世杰的《紅樓夢考釋》（是其《紅樓夢悲金悼玉實考》、《紅樓夢原理》的增補本），李知其的《紅樓夢謎》，霍國玲、霍紀平、霍力君的《紅樓解夢》以及王國華的《太極紅樓夢》等。
一、 老話題再度起爭論，胡適、陳炳良批評潘夏索隱法
在海外老一輩紅學家中，潘重規從50年代至70年代著有《紅樓夢新解》、《紅學五十年》、《紅學六十年》等書，是索隱派紅學家。
早在50年代初，胡適讀了他有關《紅樓夢》的文章，曾發表《對潘夏先生論〈紅樓夢〉的一封信》胡適此文發表于1951年10月，潘重規《紅學六十年》附有胡適此信影印件。拙編《紅樓夢研究文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8），在選編潘重規、陳炳良有關索隱紅學的商榷文章時，也編入了胡適此信。（豫適按：潘夏為潘重規筆名），表示“不能贊同潘君的論點”，認為“潘君的論點還是‘索隱’式的看法，他的‘方法’，還是我三十年前稱為‘猜笨謎’的方法”。胡適在這封寫給哲先的信中還感嘆說：“我自愧費了多年考證工夫，原來還是白費了心血，原來還沒有打倒這種牽強附會的猜笨謎的‘紅學’！”70年代，潘重規仍然繼承蔡元培的觀點，認為《紅樓夢》是反滿復明的。在《〈關于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答余英時博士》一文中，說《紅樓夢》“作者對賈府的惡意仇視，時時流露于字里行間。
作者在書中反復指點真假，以賈府影射偽朝”。陳炳良在《近年的紅學述評》中，對潘的觀點和方法提出商榷，認為潘的《紅樓夢新解》以寶玉代表傳國璽，林黛玉代表明，薛寶釵代表清，林薛爭取寶玉即是明清爭奪政權的說法純屬推測，是不恰當的。陳炳良說：
郭豫適先生八十華誕紀念文集索隱派紅學的研究方法及其歷史經驗教訓原諒我作這么一個相同的例子(analogy)：潘先生的大名不也可以牽扯上反清復明的思想嗎？潘先生的姓拆開來不是指番人的滿洲嗎？他的大名不是隱日月兩個字，即明朝嗎？
我的賤名也可以解作：“陳指過去，即懷念勝朝；炳即丙火，即朱明；良是艮上加一點，艮即山，故良字是隱崇禎自縊于煤山。”我相信潘先生是不會同意我的說法的。
陳炳良對潘重規索隱方法的這個批評是很巧妙的。潘對陳這段話實在難以作出有說服力的反駁，特別是對這段話中用索隱方法硬是將潘、陳兩人的姓名都解釋成為具有反清復明的含意究竟應當持何態度，更是左右為難，肯定也不是，否定也不是。試想，如果肯定陳炳良這段話的方法，則明顯與事實不符，因為潘、陳兩人的命名確實并無反清復明的用意，如此一來，豈不是也就肯定了自己書中那些反清復明之說并無事實依據？但如果否定陳炳良這段話的方法，則勢必也要否定自己書中的方法，因為他自己書中使用的方法跟陳炳良這段話中使用的方法是一樣的，都是表面上看似有理實則是牽強附會的索隱派的方法。總之，無論是持肯定態度或持否定態度，都難以使自己運用索隱方法論證《紅樓夢》具有反清復明思想的做法得以自圓其說。面對這一兩難的情況，潘先生便回避正面回答是否同意陳炳良這段話的說法，而是說《紅樓夢》應否運用這種索隱方法的問題發表與陳氏相反的意見。在陳氏看來，既然這種方法純屬主觀猜測，自不應以此研究《紅樓夢》；而潘氏在《〈近年的紅學述評〉商榷》一文中則說，問題在于應不應該運用這種方法，“我們研究《紅樓夢》，如果應該用這種索隱辦法去解決問題，就不當因難而退”。
陳炳良文中還就潘重規認為曹雪芹不是《紅樓夢》原作者的說法提出一些質疑，如問：“如果曹雪芹不是作者，那么永忠和明義的詩，脂硯齋‘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那句話和許多‘曹雪芹是作者’的記錄，我們怎樣去解釋呢？”“如果曹雪芹不是作者，那么別人為什么要‘嫁禍’給他呢？如果作者是避免文字獄，為什么修訂者要提到曹雪芹的名字，難道他不知道文字獄可以株連很廣的嗎？”關于前一個問題，潘重規回答說：“誤會曹雪芹乃《紅樓夢》的原作者，是由脂硯齋、畸笏一班和曹雪芹同時的紅迷引起的。他們沉醉在《紅樓夢》文學的魅力中，他們在批語中對隱名的原作者和執筆增刪的曹雪芹，都漫無分別地稱他們為作者。批書人對原作者表現極度的崇拜；而對密友曹雪芹則表現得非常親昵。”至于何以要由曹雪芹來增刪，潘說：“或許是雪芹詩筆比這班批書朋友較強，或許《紅樓夢》的底本是曹家的藏書，《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可能是曹家傳抄出來的”，“《紅樓夢》本書，另有隱名的原作者；曹雪芹只是增刪補訂的執筆人。脂硯齋在評語中一律都稱之為作者，這便是曹雪芹變成為《紅樓夢》作者的由來。‘永忠、明義的詩’和‘許多曹雪芹是作者的記錄’，都是受脂評影響而產生的”（著重點引者所加）。
關于后一個問題，潘重規回答說：“脂硯齋批語中說曹雪芹是作者，但脂硯齋并不知道《紅樓夢》是反清復明的隱書，所以談不到‘嫁禍’，因為他們并未感到有‘禍’可‘嫁’。”從上述情況可以知道，內地紅學界后來關于《紅樓夢》著作權問題，關于脂本后出以及永忠、明義等記述是接受脂評影響而產生等不同看法的論爭，可以說直接間接地與70年代港臺的討論有關。問題早就提出來了，后來的論爭只不過是問題的進一步展開，規模和影響更大，論爭也更為尖銳、激烈而已。
二、 杜世杰《紅樓夢原理》：曹雪芹諧音“抄寫勤”，世上并無此人潘重規之后，海外索隱派中比較著名的有杜世杰。他1971年在臺灣出版有《紅樓夢悲金悼玉實考》，經修訂后1972年印行《紅樓夢原理》，1979年在上述兩書基礎上增補改寫成《紅樓夢考釋》印行。此書1995年在北京由中國文學出版社出版。《紅樓夢考釋》卷首《自序》稱：“余研究《紅樓夢》數十年”，“撰《紅樓夢悲金悼玉實考》一書，說明《紅樓夢》涵民族大義，以復禮興漢為宗旨”，《紅樓夢考釋》一書“搜掘《紅樓夢》所隱藏的真事，詮釋《紅樓夢》的詞藻，發揚《紅樓夢》的義理，務期讀者能徹底了悟《紅樓夢》為復性救世之書，為有功名教之書，實乃前賢立言之作，非曹雪芹的忘本自詆”（著重點引者所加）。《再序》又強調“《紅樓》的宗旨是教禮明義，知恥奮斗的是一部演性理之書”（同上）。
《紅樓夢考釋》共八篇，每篇分若干章。《紅樓夢角色猜謎舉例》，有文24節；下篇是該書《紅樓夢事物猜謎舉例》、《紅樓夢面面觀》、《“紅學”的議論》，有文28節；續篇以程甲本一百二十回為猜謎對象，有文120節。
李知其的《紅樓夢謎》，其基本觀點、基本方法就是繼承和發揮蔡元培等舊紅學索隱派的思想和方法，認為《紅樓夢》是反清復明之作，說《紅樓夢》“是一本前所未見的夢謎小說，到處隱藏了大、中、小的謎語不計其數”（上篇中說過一段話，轉錄于此：
《紅樓夢》創作過程是“做夢”，而曹雪芹呢，“他既非‘作者’，也不是‘抄者’或‘閱者’，只是一個囈說人在泄恨說恨”（《紅樓夢謎》，738頁）。《紅樓夢》即是“做夢”的產物，研究它也就必須用“詳夢”的方法，而且這才是“科學方法”！這就是《紅樓夢謎》著者告訴我們大家應當懂得的方法論！我們不是說科學研究應當實事求是么？按照李氏這種“做夢”說、“詳夢”說，哪還有什么實事求是可言呢？紅學索隱派的研究方法是以主觀隨意性為其根本特征的，但當索隱學者無法自圓其說時，索性把文學的創作和評論統統理解為非理性的活動，用一個“夢”字來搪塞。對于這樣的理論和方法，真是叫人不知說什么好了！拙文《紅學批評應當實事求是——評〈紅樓夢謎〉對胡適和非索隱派紅學的批評》），刊于《中華文史論叢》著述不少。歷史上曾發生過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考證派和以蔡元培為代表的舊紅學索隱派之間的一場爭論，那場爭論雖然充分暴露了索隱派研究方法的非科學性質，但是用索隱派的觀點和方法研究《紅樓夢》的現象，實際上并沒有完全絕跡，有時候還顯得相當突出、活躍。近幾十年來，海內外的索隱派著述實質上是舊紅學索隱派的繼續。
如何認識《紅樓夢》研究史上的胡、蔡之爭呢？如何認識和評價新舊紅學的歷史地位和學術前途呢？我曾經說：
《從胡適、蔡元培的一場爭論到索隱派的終歸窮途》是對紅學史上一場爭論的評述。歷史上這場爭論至今在紅學界并沒有結束，從某些現象看來，舊紅學索隱派在當年經過新紅學考證派的批判之后，似乎又有“反攻”之勢。而在我看來，以主觀隨意性為特征的索隱派紅學，從科學研究的觀點來衡量，其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就是站不住腳的；新紅學考證派的著作雖非沒有缺點，但兩相比較，總的說來還是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考證派比以蔡元培為代表的舊紅學索隱派較為切實一些。
至于歷史上的索隱派，本身并非完全相同。蔡元培的方法不對，但他的《石頭記索隱》歷史地看還保留著某種思想進步性。
如今海外有的新的索隱派著作，別看有的是煌煌巨著，可是比起蔡元培來，不但未見高明，主觀主義的隨意猜測的毛病更為嚴重，所以我認為索隱派無論新、舊，在《紅樓夢》研究中只能是“終歸窮途”。拙著《論紅樓夢及其研究·自序》。引文中提及的拙文《從胡適蔡元培的一場爭論到索隱派的終歸窮途》已收入《論紅樓夢及其研究》。該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為什么在紅學研究中索隱派著述不絕如縷，有時還顯得相當熱鬧，然而我們卻說索隱派紅學在學術上終歸窮途呢？這并不取決于批評者對它所持的批評態度，而是由索隱派研究方法本身客觀存在的并且是無法克服的非科學性質和非科學傾向所決定的。
索隱派紅學家稱自己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科學的方法。除個別索隱派紅學家曾公開提出《紅樓夢》研究本來就不必采取什么科學的方法，如上面我們說到的李知其，他認為文學的創作和研究其實都是“夢”，研究《紅樓夢》不必遵守什么嚴格的科學規范、科學原則、科學方法，完全可以并且只有使用測字猜謎的方法，放任個人的主觀猜測和想象才能發現《紅樓夢》的隱意，他不在乎別人認為自己這種“詳夢”方法是否合乎科學。此外各種各樣的索隱家都熱中于為自己主觀猜測的方法涂上一層科學的色彩，力求把自己索隱的方法說成是科學的方法，企圖借此顯示其方法的科學性。其實，科學的考證方法跟索隱派的猜謎方法其性質是不同的，我們必須把兩者區別開來。
那么科學考證和主觀索隱有什么不同，如何加以區別呢？我們可以從下列若干方面加以考察。首先，就提出論題而言，考證家的論題一般地說具有一定的現實性，論題的提出以考證家對研究對象的初步觀察和了解為基礎，強調論題來自客觀對象；索隱家的論題的提出往往是來自某種先入之見、某種既定的主觀懸念，在索隱派紅學著述里，許多論題即所謂“謎”，其實都是這些猜謎家自己制造出來的。歷史上根本就沒有過一個入宮的女尼后來又為妃子、為皇后的“竺香玉”其人其事，曹雪芹又何嘗有什么“弒帝”的念頭和行動？他有什么必要通過寫作兩首《西江月》詞，來“為自己與香玉合謀害死雍正打掩護”呢？可見兩首《西江月》詞這個所謂“謎”以及這個“謎”中隱藏的所謂曹雪芹的“用心”，都是索隱家主觀設定，是杜撰出來的。
其次，就論證過程而言，考證家的論證強調遵循邏輯、尊重客觀實際，在論證過程中，其思維方法的基本特征和走向是從材料到結論；索隱家在這一點上恰好與考證家相反，他們在論證過程中，其思維方法的基本特征和走向是從結論到材料。在索隱派的著述中，論證的過程和方法往往是支離破碎、東拉西湊，他們的論證既不講究科學邏輯，也不尊重客觀事實和材料，有時是把事實和材料裁剪、組合得符合自己的主觀需要，有時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實”和“材料”，例如根據自己的需要，牽強附會地構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種關系或聯系。李知其從史湘云說話有點“咬舌子”，把寶玉“二哥哥”叫成“愛哥哥”，扯到會把“一二三”叫成“么愛三”，又扯到有“一二三”而無“四”，而“無四”諧音“胡死”，可見史湘云口里叫“愛哥哥”，心里是在詛咒“胡人的死亡”。這就是索隱法隨意猜測的一個例子。
再次，就結論驗證而言，考證家在主客觀條件比較充分的情況下，其考證的結論是比較切實可靠的；當然，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限制，考證家有時未能得出科學的結論，考證過程及其結論會有失誤，但以考證方法所得的結論無論是對是錯，一般地說是可以驗證的；而索隱家們對自己所得出的結論總是評價甚高，往往自詡為曹雪芹的隔世知己、《紅樓夢》的真正解人，其實他們的結論往往是主觀猜想的產物，并非什么真知灼見，很難說是切實可靠。同時，索隱派主觀猜測所得的結論是否正確，往往是死無對證、無從檢驗的。且問，人們有什么辦法驗證曹雪芹確實與那個“竺香玉”合謀殺死雍正皇帝？又有什么辦法驗證曹雪芹筆下創造出來的人物史湘云口里在叫“愛哥哥”的時候，心里卻是在詛咒胡人死亡？
最后，就研究價值而言，科學考證的目的和作用是通過認真踏實的研究，去探討一些實際存在的科學問題，在研究過程中遵循科學規律，依靠已知的科學知識，從已知到未知，幫助人們解決疑難問題，獲得新的見識；索隱家們索隱的具體的目的和動機雖然有所不同，或由于好奇心的驅使，或為了證實某一政治成見、心理觀念，或則借此自炫博學、善于解謎，甚或借此消磨時日，以驅遣文字自娛并以此娛人，總之他們最看重的是追求興趣，滿足自己和同好者心理的需要，但也正由于他們的研究具有主觀猜測、隨意附會的通病，往往就不能自圓其說，也難以從科學上取信于人，有的讀者不但難以從中獲得有益的新知，腦子里反倒被塞進許多想入非非的虛幻故事和無益的思想觀念，《紅樓解夢》告訴人們曹雪芹和他的戀人合謀“弒帝”，以及林黛玉的原型“竺香玉”守寡后跟人“私通”“生子”即屬此類。
總起來說，科學的考證本身要求尊重客觀實際和科學規律，考證家的某些具體考證可能產生失誤，但他們畢竟受到科學研究原則的約束；測字猜謎的索隱，盡管在某些人看來頗有一種樂趣，研究方法真是“自由”得很，但是以主觀隨意性為其根本特征的索隱派的研究方法，使索隱派紅學著述存在著非科學的、有時是明顯的反科學的傾向，這是基本事實。半個世紀以來海內外紅學索隱派的理論和實踐，再次暴露紅學索隱派的方法具有自身無法克服的嚴重缺陷。《紅樓夢》研究的歷史經驗啟示人們，紅學研究工作者只有認識索隱方法非科學的性質，吸取索隱派研究的歷史教訓，才有可能克服《紅樓夢》研究中重復出現的非科學傾向，才有可能提高紅學研究的科學素質和科學水平。
（原載《齊魯學刊》1999年第3期，第五節據同年10月16日《文匯報》上拙文《主觀猜測，還是科學考證》略有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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