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關于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的關系

目前有不少同志在談到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的關系時，只是片面地強調民間文學的決定作用，而沒有看到兩者之間是互相影響的，這是不全面的看法。Www.Pinwenba.Com 吧B．契切羅夫說：“文學（契切羅夫在他的論文里把‘文學’作為‘人民創作’或‘群眾口頭創作’的對稱，實際上就是我們所指的作家文學或文人文學）和人民創作，是相互影響、彼此豐富的個人和集體的文學藝術形式”，“對廣大的勞動群眾來說，詩人和作家的作品是人民藝術家所時常指靠的范例。”(B.契切羅夫：《人民創作的研究問題——討論的總結》，《蘇聯民間文學論文集》，的重點不在這里，恕略），無視過去民間文學的局限性是不必要的。如果我們要求千百年前終日被壓在生活重擔之下的勞苦大眾為我們提供出來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思想性和藝術性高度統一的作品，這種要求本身就是反歷史主義的。關于民間文學的復雜性和局限性的問題，我們在《應該把作家文學視為“庶出”嗎》一文中已作了必要的敘述，此處不再重復了。我在這里要補充的是，有些同志顯然是把這一問題作了過分簡單的理解。比如有這么一種說法：“但是，我們并不否認，由于民間文學在階級社會里是被統治、被迫害的，有的被統治階級篡改了，也有的是統治階級捏造出來的‘假貨’。”（《民間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主流》，3月21日《解放日報》）這樣的理解顯然是不全面也是不夠深入的。實際上造成民間文學的復雜性和局限性的原因，決不僅僅是由于統治階級的“篡改”或“捏造”（雖然這也是原因之一），而是有著多方面的原因的。別林斯基要求人們有分別地看待民歌，“他自己便一方面在民間詩歌中看到了那些能夠證明真正的人民的性格，證明俄羅斯精神的堅強、有力與不可摧毀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指出人民生活中的保守的方面在民間詩歌中的反映，強調地指出民間創作中的反動的成分，指出那與人民格格不入的教會思想體系所創造，并違反人民的意志強行灌輸給人民的以及多少世紀的農奴制的壓迫和沉重、黑暗的生活所造成的一切”(N．科列斯尼茲卡婭：《別林斯基論民間文學》，《蘇聯民間文學論文集》，第139頁）。馬克思在《德國意識形態》一書中寫道：“在每個時代里統治階級的思想是統治的思想，作為社會底統治的物質力量的階級，同時就是統治社會的精神力量。”（轉引自畢達可夫：《文藝學引論》，第412頁）根據這一原理，我們可以知道，除了統治階級的“篡改”或“捏造”以外，民間文學作品中的糟粕還由于這些作品的作者在實際上反映了統治階級的腐朽思想（這里我還沒有把民間文學中那些實際上并非由真正勞動階級出身的作者所寫的作品的復雜性估計在內）。

至于某些民間文學作品在文字、藝術技巧上的粗糙等現象，這主要是因為作者們在舊社會里被剝奪了受文化教育的權利的結果。譬如唐代的變文，一般地說，敘述比較冗長，文字也比較粗劣，藝術性是并不怎么高的。但是，有些同志對民間文學的評價未免過分地夸大了。他們說，“唐代民間文學……其深刻性，遠遠超過于同時代的文人創作”（北師大同學：《中國民間文學史》（初稿）上冊，第285頁）。有的說，“唐代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比起來是要先進得多的……而且就其本身來說，也比任何一個偉大作家的作品要先進……更深刻更廣泛地反映社會現實的人民生活”（北大同學：《中國文學史》上冊，第242—243頁）。我看這是言過其實。比方，我就不敢同意這樣的看法，說杜甫的《三吏》、《三別》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跟北大同學所推崇的《永淳中民謠》、《魯城民歌》和《乾符童謠》比起來要差一些，雖然像有些同志所指出的，這三篇歌謠在當時民歌中還是比較優秀的。我同意喬象鐘同志的意見：“關于唐代民間文學，編著者們對它的評價之高，可以說是無以復加了，認為唐代民間文學不但比任何一個偉大作家要先進，而且又最深刻地表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又深刻廣泛地反映了社會現實……難道唐代民間文學真正表現了這樣深刻偉大的意義嗎？在我看來，這些過火的贊美詞句，并不符合唐代民間文學的實際情況。”（見4月5日《光明日報》）

其實，關于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互有長短的事實，就是堅持民間文學主流論的江笑波同志也說：“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還互有長短，我們不能一一而論。比如作家文學不少長篇巨制，而民間文學則多是短小的作品；作家文學的藝術價值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民間文學作品……”（見4月26日《光明日報》）這種看法是實事求是的，正確的。

三、 關于劃進來和劃出去

有些持民間文學主流論的同志沒有看到或不愿意看到民間文學的局限性的一面，于是在劃分民間文學的范圍上也采取了比較輕率的態度。比如，有的同志為了證明民間文學也有許多長篇巨著，就把《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劃入民間文學，而且還說這些作品仍不失為直接由勞動人民創作的長篇巨著。據我知道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約萬余字，而《西游記》卻是數十萬字的巨著。《詩話》的作者在《西游記》的成就上固然有巨大的功績，但別的不談，僅就篇幅激增這一點來說，否認吳承恩的創造性的艱巨勞動也是不合適的，而且說《西游記》等作品是直接由勞動人民所創作，也是欠斟酌的。有的同志為了使民間文學包含的都是最優秀的作品，于是除了把一些他們認為“反動作品”劃出去以外，就連“一些宣揚因果報應、色情庸俗、成仙出世、歧視婦女、貞操觀念、忠孝節義等消極作品”，也從民間文學中排除出去，認為那是“封建統治階級的文學”。我認為這樣做顯然是不妥當的。

總之，這些同志既把民間文學的范圍擴大了（把好的作品劃進來），又把民間文學的范圍縮小了（把壞的作品或有消極因素的作品劃出去）。按照前一種辦法，固然不夠妥當；按照后一種辦法，同樣也不妥當。因為照后一種辦法，我不知道唐代變文能夠被劃入民間文學的還有百分之幾？宋元話本和明清擬話本中又有多少可以得到民間文學的稱號？我想，那樣一來，人們所希望看到的民間文學即使不是寥寥無幾，恐怕也所存有限了，哪里還能夠成為我國全部文學史的主流呢？

北師大同學在《中國民間文學史》里也將一些非民間文學作品劃入民間文學的范圍，例如，將一首注明是“臨安曹吏語”的官吏的作品劃入宋代歌謠中。我看這是不很適宜的。這樣做其實是可以把更多的優秀的文人作品劃入民間文學范圍的，因為那些優秀的作品對舊社會的暴露和諷刺是很尖銳的，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并且也往往采用民歌的形式（如樂府民歌的形式）在民間流傳呢！但是這樣做的結果，會把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的范圍混淆起來，是沒有什么益處的。

文學作品是作者在他的世界觀指導下通過藝術創作對于客觀現實世界的認識和反映，任何作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的制約，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都是如此。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在閱讀古代文學作品的時候，在肯定它的成就和價值的同時往往也可以找到它的局限性的緣故，這也是我們對待古典文學遺產必須批判地接受的根本原因。

對于文學史上某些有缺點的文學作品（包括作家文學和民間文學作品），我們應該作仔細的、具體的分析，如實地指出它的局限性表現在哪里，在整個作品中所占的比重怎樣，它是不是屬于主導傾向，是基本的一面還是次要的或不重要的一面，它是怎樣產生的，對讀者有什么有害的影響等等。這就是分析批判的過程，也就是吸取其精華、拋棄其糟粕的過程。如果避開這個艱巨而又細致的實踐過程，只是消極地把它們劃過來劃過去，是不解決問題的。

四、 簡短的結論

民間文學主流論或正宗說既不盡符合文學發展的客觀規律，又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可見這種提法是不科學的、不夠妥當的。

過去資產階級文學史家對民間文學抱著貴族老爺式的輕視、鄙視的態度，是應該予以徹底糾正的。目前出現的幾部新的中國文學史是這樣做的，這很好，但是我們在如實地指出民間文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價值和作用的同時，應當盡可能避免發生其他錯誤傾向。

（原載1959年7月8日《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