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他見過的戰斗技能，他都可以隨手施展出來，雖然運勁訣竅未必完全一樣，但看上去簡直就是一模一樣。
現在，他用的戰斗技能，就跟李白的火焰旋風擊差不多，并且將書畫造詣融入其中，似乎威力更大。
當然，在董其昌復制李白的火焰旋風擊之時，李白也在用神識天賦竊取董其昌的書畫造詣，對這個歷史人物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當年的那個“民抄董宦”事件，對董其昌的影響非常大。
其中一個版本，是這樣的：萬歷四十三年八月，賦閑在家的董其昌，因為強搶民女綠英，納為小妾，再度引起松江民眾公憤。
消息傳開后，說書界便出現了以此事為藍本的，并廣為流傳。第一回，即“白公子夜打陸家莊，黑秀才大鬧龍門里”。
民眾這種嘲諷譏笑，矛頭顯然直指號思白，且面黑的董其昌。
董其昌因此惱羞成怒。
萬歷四十四年三月，董其昌從說書人錢二口中，得知出自松江生員范昶之手，于是命家奴將范昶掠至董宅，并私設公堂，親自審問。
范昶不承認，董其昌便派人對范昶百般凌辱，還強迫其到城隍廟里向神靈起誓。范昶遭此奇恥大辱，回家后不滿十天，便含恨暴死。
范昶死后，其母馮氏帶著兒媳龔氏及三名女仆，穿著孝服，哭鬧著前去董宅討個說法。
董其昌知道后，先指使家奴砸毀她們乘坐的轎子，后將她們帶入家中閉門毒打。接著，董其昌命人打開大門，讓圍觀百姓觀賞她們慘遭凌辱后的情形。
董其昌的暴行，使松江百姓義憤填膺。一夜之間，大街小巷布滿了控訴董其昌“獸宦”、“梟孽”的揭貼文告。當地婦女、兒童間，流傳著“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
徽州、湖廣、川陜、山西等地的客商，也加入到揭發批判董其昌的行列中來，甚至連妓院和游船上也有這類報紙傳閱，罵他卑鄙下流。
董其昌的惡行，簡直到了“怨聲載道，窮天罄地”的地步。
接受訴狀的官員，既礙于董其昌的聲名和權勢，又害怕眾怒難犯，只好下令拘捕董其昌家奴陳明。不過，官府這種丟卒保車、避重就輕的作為，并不能平息民憤。
于是，情緒激憤的民眾上房揭瓦，將董其昌家中的珍奇玩貨、金玉珠寶席卷一空，隨后將董家數百間園亭臺榭和密室幽房，盡付之一炬。
這就是大快人心的“民抄董宦”事件，出自野史。
當時，董其昌被嚇，避難于蘇州、鎮江、丹陽、吳興等地，一時如喪家之犬。
而另外一個版本，出自正史，說這是亂民焚毀董其昌宅第的行為。
據說，在1616年，華亭董其昌的兒子及仆人，毆辱前往董家無理鬧事的生員范啟宋家婦女。
這里要特別注意幾點：是董其昌的兒子及仆人動手，而對方是無理鬧事。
后來，由于董其昌的仇家煽風點火，松江、上海、青浦等地的一些中下層知識分子和亂民，焚毀董其昌和陳明的房屋，張貼揭紙。
而且，還在兒童婦女中，造謠傳唱“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的歌謠。
最后，董其昌只得逃往歸安，避難數月。
憤怒的群眾，還砸碎董其昌書寫的匾額以泄恨，是為“民抄董宦”。
圍繞這個事件，是“民抄”還是“士抄”的爭論，歷來懸而未決，大多數學者傾向于董其昌是為名所累。
后來，官府捉拿了少數參與此事的暴徒，進行定罪，而董其昌也主張“寬求于民”。
董其昌認為，整個事件的發生，是背后有士人唆使，慫恿當地秀才們造謠中傷，丑化自己的名聲，并鼓動、組織無知小民，抄搶自家宅府。
于是，圍繞“民抄”還是“士抄”的爭論懸而未決，又拖了大半年時間。
最后的審定結果，是在蘇州、常州、鎮江三府會審下作出的。
除將直接參加燒搶董家的一干流氓定為死罪論斬外，松江府華亭縣儒學生員，有五人受到杖懲并革去功名，另有五人受杖懲并降級，三人單受杖懲。
而董其昌的家人陳明，盡管被亂民“先燒陳明房屋”，官府仍然對其“隨行拘責監候”。
而今人卻往往抓住官府對董其昌“奴輩不法，董宦未知也”的處理結果不放，一味無端又沒有根據的認為，是官府庇護了董家。
于是，他們非要刻意將董其昌作為一個橫行鄉里的大惡霸來樹立而后快。
再者，回到當時的社會階層來定位，董其昌已經屬于社會上層，是屬于得到皇帝保護的“刑不上大夫”的階層。
因此，根據當時社會的特殊性質，董其昌的地位和榮譽，理所當然能換來一些相應的地位，比如妻妾田宅奴仆的數量、范圍，要比平民多，不用繳一些農民要繳的稅。
這樣的特權情況，在華夏已經上演了兩千余年，而變成一個事實上的“真理”，在當時也是完全合法的，這些老百姓也都是知道的。
但是，他們為何偏偏就獨不容董其昌，甚至非要牽強到說他“膏腴萬頃，輸稅不過三分”的地步呢？
最終的答案，應當是否定的。
清朝初年那些修撰的學者，根據當時所流傳的史實原委，一眼就看出其中的貓膩，并對真相進行了還原：“督湖廣學政，不徇請囑，為勢家所怨，嗾生儒數百人鼓噪，毀其公署。”
這里就說明了，董其昌是為另一個特權家族所怨恨，于是這個特權家族唆使一些處于底層而且不得志的知識分子，到董其昌的門前煽動鼓噪，借事尋釁。
最后，特權家族的爪牙和被煽動的老百姓，就伙同燒毀了董其昌的的屋宅。
本身寫本就是未經證實的傳說，自來就有人懷疑“民抄董宦”的真實性，說董其昌是為名所累。歷時近百年，明清兩個朝代的調查結論，相互印證，是一致的。
或許有人會懷疑，修撰的人，可能因為董其昌的名氣太大，所以盡量為董其昌說好話。
那么，我們且看修的經過就知道了。
清朝修史之起，距董其昌所處時代不過幾十年，耆老見證者倘在，取證核實起來非常容易。
而修的兩大貢獻人萬斯同和王鴻緒，都是治史良才，秉承黃宗羲的衣缽，注重歷史事實。
而康熙、乾隆時期，政治氛圍特別緊張，文字獄搞得很殘酷，這時候的專家們不會因為一個前朝的董其昌去冒政治風險。
況且，董其昌在清朝文字獄時期，也恰好是滿清打擊的對象，他關于“奴酋好殺，遼之怨恨上通于天”的言論，令歷代清帝大為光火。
種種跡象表明，清朝為董其昌粉飾作美的可能性不存在，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個改朝換代后的官修，對董其昌的評價是公允的。
或者，關于“民抄董宦事實”的記載，至少比今人的臆斷更有條件接近于史實。
三人成虎，要毀掉一個人其實很容易，只需刻意撒播未經證實的流言就可以了。
不造謠，不傳謠，尊重歷史事實，不刻意歪曲歷史，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真的非常重要。
當然，不管真相是什么，如今出現在王者大陸的董其昌，只是一個年輕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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