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課程。

薛老師說：

“今天我們來學習——為什么總是旁邊車道的車快？

大家看：

任性的暴脾氣司機喇叭失靈，小心我豎中指。

——這是某保險杠的貼紙。

大家可能在馬路上都看到過。”

薛老師幻燈片里面放出來保險杠上的貼紙，大家紛紛議論。

“還有比這更搞笑的，我是新手，不要急！”

“別親我！”

……

薛老師接著說：

“這篇文章挺有意思，以第一人稱我的口吻，來講述對汽車又愛又恨的感受。

1950年的迪士尼短片中，可愛的笨狗高飛扮演典型的行人‘步行先生’。

步行先生是個‘好公民’，誠實有禮貌，他會吹口哨回應鳥鳴，并且‘連螞蟻都不忍心踩死’。

然而，一旦步行先生坐在駕駛位上，奇怪的現象就發生了，他‘整個人都改變了’。

他變成了‘車輪先生’，一頭迷戀權力的‘失控的怪獸’。

紅燈時他與其他車輛一爭高下，還把道路看作個人財產。

而當他打開車門，解除‘個人裝備’，就又變回了‘步行先生’。

雖然他也知道“其他人對他的看法”，但一坐回車里，他就被‘車輪先生’的人格操控了。

大家覺得，這是什么原因呢？”

同學們紛紛舉手。

陳霞同學獲得了發言機會，回答道：“我覺得，其實吧，迪士尼的這部短片，以絕頂聰明的簡單辦法揭示了生活中一個常見而獨特的事實：行為決定了我們的態度。”

薛老師滿意地點點頭，說：

“是的！

這篇文章的作者說的好：

我和笨狗高飛一樣，也飽受多重人格障礙的痛苦。

身為紐約人，我經常步行。步行的時候，汽車在我眼里是個惱人之物，吵鬧且污染環境。

車里的司機全是外地醉漢，只看手機不看路。

而當我開車的時候，我又發現行人突然間特別招人煩，他們一邊聽著iPod，一邊快活地搖頭晃腦，過街時根本不看路。

而當我騎自行車時，飛馳而過的汽車不但威脅著我至高無上的健康，還對我這種環保的生活方式不屑一顧；

心不在焉的行人也讓我心煩，他們似乎認為，不就是一輛自行車嗎，是可以闖紅燈的；

而當我以25英里的時速從他們身旁呼嘯而過的時候，他們又被嚇了一跳，對我憤慨不已。

我猜想這樣的事情在你身上也發生過，我們且稱之為‘典型偏見’。

典型偏見部分與我們被扭曲的感知有關，部分與對地盤的控制欲有關。

比如共用一條道的騎車人和行人沖著彼此大喊大叫，或是一輛尺寸超大的嬰兒車，就像馬路上的越野車，憑借龐大的體積強行霸占了人行道。

然而，當我們從行人變成了駕駛員，一些深層次的變化就發生了。

迪士尼短片所描繪的‘個人裝備’，也許并非全然不切實際。

法國研究人員針對行人死亡事故開展的一項研究表明，有相當數量的事故與‘模式轉變’有關。

這份研究報告指出，司機下車之后似乎依然以為自己刀槍不入。

同學們，從心理學會分析，這種情況是怎么回事呢？”

周利民同學舉手回答：“心理學上講，這種情況應該是‘行為異常的司機’吧！”

徐麗梅說：“也可以說是‘路怒癥’患者吧！”

薛老師點點頭道：

“大家回答得很正確。

其實吧，‘開車反映了一個人的生活方式’，這句話長期以來影響巨大。

這句話最初被用在‘經常肇事的司機’身上，也解釋了為什么汽車保險費不僅與駕齡掛鉤，還與信用記錄掛鉤。

細想一下便會得出結論：信用不佳的人在道路上也容易做出冒險行為。

然而，低信用評分與高額保險損失之間的關系僅僅具有統計學上的意義，至于為什么生活方式會影響駕駛行為，原因則相對不明確。

對此類問題的調查通常會用到問卷，而人們給出的回答可能會存在各種偏差。

比如，下面這個問題你會怎樣回答：駕車時你像個瘋子嗎？”

丁志遠回答道：

“一般而言，這些問題都得不出什么驚天動地的結論：‘尋求刺激、喜歡冒險、爭強好爭’的人，開起車來往往無所顧忌。

就算沒聽過這個結論，我們也知道，那些不怕死的司機根本不會去規避風險，穩妥、正常地開車，對不對？

野蠻駕駛通常被認為是不良或粗野的行為，用了‘路怒癥’這樣的字眼，就顯得與醫學沾點兒邊。

‘開車暴脾氣’也是個實用的別稱，巧妙地弱化了野蠻駕車行為不成熟的一面。

回答完畢。”

薛老師接著說：

“咱們與其思考為什么有些人一開車就容易變身殺人狂魔，不如思考一個更有趣的問題：為什么每個人的行為方式都不一樣？

這不僅是性格上的變化，而是整個人都發生了改變。

在馬路上行駛的過程中，我們不得不努力堅守自己的人性。

想一想，語言這一人類最顯著的特征。

開車時，我們在大部分的時間里都是沉默的。交通語言沒有復雜的詞匯，沒有微妙的面部表情變化。

出于安全和經濟因素的考慮，交通語言被縮減為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基本信號，只傳遞最簡單的含義。

研究顯示，這些信號常常被誤解，尤其是新手司機。

舉個例子，戴維·羅韋牧師是康涅狄格州費爾菲爾德城郊富人區教堂集會的組織者，他還是綠日樂隊的歌迷。

戴維說有一次在路上開車時看見一輛車的保險杠上貼著綠日樂隊的車貼，便鳴笛以示友好，結果對方豎起中指回應他的善意。

即便是正式的信號，有時也會令人迷惑：一輛車一直開著右轉向燈，司機究竟是準備右轉，還是忘記了將轉向燈關掉？

很不幸，我們無法向司機詢問他的真實意圖，否則極度憤怒的情緒可能由此爆發，并脫口而出：‘你到底轉不轉彎？’

但你無法對他發問，也無從得到答案。

無法與對方交流讓我們非常沮喪，于是我們便粗魯地打手勢或鳴笛——這可能會使暴脾氣司機對你產生誤解。

或許別人也對你鳴笛，聽到莫名其妙的喇叭聲，你怒火中燒——干什么？！

——結果發現，對方只是想提醒你汽油箱蓋子沒關。

‘感謝！祝你愉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家杰克·卡茨認為，駕駛過程中的交流溝通充滿了類似的‘不對稱’。

卡茨著有一書，他告訴我：‘你能看見，但別人卻聽不到你說話。你徹底失聲，你盡可以大喊大叫，但沒有人聽得見。’

這種‘不對稱’還有一種表現方式——你總能看見別的司機犯錯，卻看不到自己犯錯。

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前市長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解決方法，他雇用許多啞劇演員站在街邊，模仿那些違反交通規則的行人和司機的行為。

此外，司機駕車時大部分時間都在盯著其他車的車尾看。

從文化層面來看，這種行為與人類的‘服從’意識息息相關，交流也因此成了單向的活動：你看著一群司機，他們卻看不見你。

‘就好比你和走在你前面的人說話，而不是和他人面對面地交流，’卡茨說，‘我們盯著每個人的車尾看，這可沒法實現人類溝通的最佳效果。’

卡茨認為，這種沉默讓我們抓狂。

我們渴望說點什么。

研究人員曾做過這樣一個實驗，他們在車里假裝測量司機的行車速度和距離感，其實是在觀察研究對象聽到其他司機鳴笛時的表現。

研究人員給研究對象下達指令，讓他們在停車標志旁停車，然后另一名研究人員假扮司機，把車停在研究對象車后并鳴笛。

雖然鳴笛者聽不到，但超過3/4的司機都以言語對這種行為做出了回應。

超車通常被認為是粗魯甚至懷有敵意的行為，超車的司機也無法辯稱自己的行為毫無惡意。

而由于車流的速度很快，此類行為也不太可能有其他目擊者——沒有人會和你一起搖頭譴責：‘他怎么能做出超車這種事？’

請問，回應超車有幾種方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