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朱元璋不急，他知道像是這樣的討論肯定要有一個自然熟悉的過程，所以他的底牌還藏在深處，他要諸王慢慢熟悉在京師中開會的感覺，他要他們習慣于用各種思路想事情。這些只有在漫長的爭議中，才能培養(yǎng)起來。

好像一切依舊在朱元璋的預料之中那樣，出于某種目的，朱元璋在旨意中并未催促方明謙去覺華島，去打擊倭寇，而是讓他率領水師離開鎮(zhèn)江堡沿線，前往皮島一帶明說剿匪，其實是為了給高麗壓力。

李芳遠得到消息，心知自己的計劃已經破產，想要婉拒大明劃分鐵嶺衛(wèi)等邊界的狀況時，平安將軍率領大軍已經北上在圖們江流域，朔州、咸興等地駐扎下來，為了表示無侵犯之意，所以并不進入高麗已經駐兵把守的義州等地，只是雙方對持相互戒備著，等待著李芳遠做出決定。

不幾日，高麗議政李居易率領慰問使團匆匆趕到，在送上部分犒軍物資后，指責大軍不應該擅闖高麗領土，袁珙不知去向，此時也就是金忠和高麗原來有些來往，負責接待李居易，明明的背叛朝廷，此時卻拿出了大明的諭旨，說是本來大明就要在鐵嶺設置衛(wèi)所，如今世子得知消息，害怕朝廷派遣來的將領會和高麗發(fā)生爭執(zhí)，所以才不辭勞苦的遠奔遼東。

現在平安大軍屯扎鐵嶺一帶，正好可以為高麗遮擋朝廷的怒火，有一個善意的鄰居，總比有一個隨時想要吞并高麗的鄰居要好吧！

金忠巧舌如簧，硬是把黑的也說成白的，李居易雖然在高麗素有才名，但怎么能比得上中華上下幾千年的辯論精華，硬是被金忠說的無言以對，不過就算是有意見也沒有用，罄盡高麗上下，也不過籌備二十萬人馬，那已經是高麗的極限了，還要分守高麗各地，過半的水軍，是因為高麗的邊界大部分是海岸線。

這樣的軍事力量和已經拉到家門口的北平軍相比，真的不在一個檔次上，更何況李居易從金忠不懷好意的眼神中，似乎看出了不介意將這種事情假戲真做的念頭，不由打了一個寒噤，說了一些沒有營養(yǎng)的話之后，就連忙回到漢城向李芳遠匯報去了。

平安帶來的軍隊并不多，不過兩萬人左右，但是駐扎在這一片地區(qū)倒是十分擁擠，不過有從從大寧帶來的糧草，足可以撐過這個寒冬，只是行轅要建設，衛(wèi)所防御要建設，還要招募周圍的女真部落，諸事纏身，也沒有空去和高麗的那些人糾纏，只是派了李讓作為回放使節(jié)，去那里闡述自己的誠意，一個畸形的形式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朱元璋可不管什么畸形不畸形的，反正這次就是不想讓高麗清閑下來的動作而已，守護住北方，也是將藍玉調回京師的一個借口和依據，遂詔命藍玉會京師接受封賞，這次的封賞估計像是徐達原來那般，藍玉再想回到北方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藍玉、傅友德毫無例外的被召回京師，而馮勝意外的被留在大寧，然后從藍玉所部抽出三萬人的兵力協助馮勝整頓遼東兵馬，敕令平安領大將軍銜，在遼東都司、大寧軍馬的基礎上，基本上掌管了遼東都司。

處理了這一系列事情后，大明出現了短暫的表面太平，但是身為皇帝的朱元璋卻是知道，一切都只是表面現象而已，不把在京師中最近兩年發(fā)生的事情搞定，估計以后還會有意外的發(fā)生。

而日本，朱元璋卻沒有想到足利義滿對大明保持了相當高的熱情，可能是通過江南海商們得到的消息，推測出大明即將開放海禁，不顧國內正在全力對大內氏的戰(zhàn)爭，反而派遣商人肥富和僧人祖阿為使節(jié)前來大明，發(fā)送國書，欲和大明正式建立國交。聲稱室町幕府將軍愿意接受大明皇帝冊封為“日本國王”稱號，并對大明朝貢。

請大明向日本頒發(fā)貿易許可證“勘合符”以區(qū)別于倭寇，貿易僅限于以此確認的正式遣明使船，首先對于大明皇帝朱元璋的底線進行了試探。

被龐煌灌輸的次數多了，就在腦海里徘徊著海外貿易的朱元璋早已經了解了之前的日本和大明的貿易情況，明初實行海禁后，只允許外國與明朝廷進行有時間、地點規(guī)定的朝貢貿易。外國商船載貢品及各自方物土產來華，朝廷收貢品、購方物后，以“國賜”形式回酬外商所需中國物品。各國貢期或三年或五年。對日本則規(guī)定十年一貢。貢舶必須持有朝廷事先所頒“勘合符”。也就是相當于另一個時空的護照簽證之類的東西作為憑據。

其實大明發(fā)生胡惟庸案，大明朝廷懷疑胡惟庸私通日本，以謀造反，所以基本上是斷絕了和日本的官方往來，在朱元璋現在想著在日本掀起一場風暴，以此報復倭寇對大明的騷擾，也知道自己自從海禁之后，一次勘合符也沒有發(fā)放過。由于從事海上貿易獲利甚巨，這樣以來刺激了民間走私和海盜活動，甚至成了“倭患”加劇的部分原因。

朱元璋此時也頭痛，對于日本從心里發(fā)出的憤恨使他不愿意和其發(fā)生一點點關系，但是出于不想為了那些雜碎圖耗國力，正想辦法能夠最小損失的打擊日本時，足利義滿提出這樣的想法，同時為了表示誠意，隨著使團被押送過來二百五十七個據說是倭寇的俘虜，顯示了對大明貿易的期盼。

這個動作一時間贏得了京師中不少大臣的稱贊，因為日本的這種舉動，對于那些飽讀圣賢之書的儒生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更加證明了他們一向鼓吹的“勤修德政，自然八方來朝”的說法。

在朝堂之上，極力贊同對于日本實施勘合貿易，以為日本小國寡民，只會逐利，為了使四夷臣服，不妨表示天朝上國的恩德和威嚴，不妨施與“國賜”，以彰顯大明寬容。

這種呼聲很高，加上肥富乃是日本商人，原來熱衷于走私以及從倭寇手里收購物品，算是對于大明的風土人情，以及朝廷的形式十分了解，通過行賄等手段，倒是贏得了很多的支持，眼看著讓皇上廣施恩德的呼聲愈來愈高，朱元璋這才重視起來。

錦衣衛(wèi)負責監(jiān)視日本使節(jié)的動向，早就將肥富的一舉一動記載下來，待到皇上問起，朱元璋才猛然驚醒，這種手法，曾幾何時是那么的熟悉，用金錢打通上層關節(jié)，來謀取更大的好處，根本就是包藏禍心。

同時更是知道了，日本僧人祖阿在京師附近的寺院中流連多時，通過僧侶的關系，結交了很多達官貴人，因為先帝朱元璋曾經出家為僧過，所以在整個洪武年間，僧侶雖然沒有蒙元那么泛濫，但是也有著一定的地位，同時不少文人雅士都以結交僧侶為榮，比如說現在已經逃跑的道衍，也就是姚廣孝，就曾經和大明名士宋濂、高啟等人關系甚好。

在文人雅士之中，以結交名僧、大師為榮，那基本上就是身份的象征，而朱元璋曾經出家度日，對于佛門也不算排斥，所以造就了這一種風氣。

這些都沒有什么，但是朱元璋聽蔣瓛的匯報，越聽心里越是生出一股怒氣來，日本為了達到目的，不但通過行賄的手段讓部分朝臣替他說話，而且在民間，他們通過僧侶結交名士，再通過百姓對于佛教的的癡迷，和對于所謂名士的盲從。達到間接替日本宣傳的手段。

也難怪在一段時間內，朝廷上下贊成恢復“國賜”的呼聲越來越高，就連朱元璋起家的皇覺寺，也仗著自己是皇帝曾經出家的地方，也曾經向朱元璋上書，請求皇上憐憫日本國小位卑，要施以教化和撫慰等等。

日本人的手，伸的也太長了吧。

朱元璋這樣想著，卻不動聲色，最后的一點憐憫也消失了，遂召見祖珂和尚和肥富覲見，一反往常的愛理不理，反而和顏悅色起來，對于日本提出的貿易請求，答應給予考慮，讓他們和禮部派出的人具體商議，然后上個奏表發(fā)于朝議。

祖珂和肥富大喜過望，沒有想到會有這般的好事，接著又聽皇帝定下基調，除了要日本國王年年進貢的表面文章外，還可以考慮開放寧波為專用通商港口，設為自由港，約定雙方商人可以自由往來。希望日本能夠開放堺港等地作為通商碼頭等等。

一番話說下來，祖珂還沒有什么，那肥富本來就是商人出身，那里經得起這般誘惑，馬上就趴在地上不住的叩頭謝恩等等，朱元璋不愿意看見他那種丑態(tài)，讓他們退下，由禮部尚書負責選擇與其身份對等的人雙方進行談判。

隨后，就召集蔣瓛等一眾錦衣衛(wèi)人員，開始調查大明現在的僧侶狀況。

其實在此前，朱元璋對于佛教有一定的情結，從幾個方面可以看出來，首先就是馬皇后死后，也就是洪武十八年，朱元璋選高僧侍諸王，為已故馬皇后誦經薦福。

這些還不算，在姚州有個和尚叫玘太璞，他專心致志地研究禪學，藏經就達五千四百卷，沒有不會背誦的，皇帝聽說后，十分感興趣，下令召見了玘太璞，并十分喜歡這位佛學大師。

有一天，皇帝朱元璋問玘太璞：“一個人做和尚沒做到底，會得到什么報應？”玘太璞回答說：“做和尚沒做到底，那要永遠墜落在阿鼻地獄。”皇帝又問：“出自哪里？”玘太璞說：“出自藏經第幾卷。”都御史詹同目睹這個場景，他就開始責怪起玘太璞：“你為什么要那樣跟皇帝陛下說呢？”玘太璞說：“我是一個佛教徒，我不敢違背佛教教義，也不敢欺騙皇帝陛下。”在聽完玘太璞與詹同的那些對話后，皇帝再次追問玘太璞，玘太璞以實相告。

皇帝馬上臉色都變了，他又問玘太璞：“照這樣說的話，朕應該要受到報應了？”玘太璞趕緊磕頭說：“皇帝陛下您是天生圣人，是天下黎民百姓的主宰，哪能同普通人一個樣呢？”皇帝聽后，臉上馬上多云轉晴，并好奇地問道：“你這樣的說法又出自藏經的哪一卷？”玘太璞說：“出自藏經第幾卷。”皇帝朱元璋不信，趕緊叫人去取藏經來查看，結果發(fā)現果然如此。于是他龍顏大悅，召集大臣，對他們說：“諸位大臣你們雖然各自都很有才，但不如這個和尚忠誠啊。”

玘太璞后來臨終前沐浴更衣，來到明皇宮向皇帝朱元璋道別，剛好那天朱元璋有事外出，兩人沒碰著，玘太璞只好對著皇帝的御座叩首說道：“臣跟皇帝您有生緣而無死緣。”拜完了，他站起來，回去了。后來皇帝朱元璋聽人說起了事情的整個經過和玘太璞說過的話，他馬上斷定：“嗨，玘太璞已經死了。”于是趕緊派人到玘太璞的住處，發(fā)現那和尚果然死了。朱元璋就叫人前去祭祀玘太璞，而且動用了他從不輕易使用的驛路將和尚玘太璞送回了他的故鄉(xiāng)。

盡管這個事情朱元璋的確是親身經歷過，但是朱元璋當初并不相信。甚至覺得不過是個巧合而已，但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老朱對佛教的迷戀似乎隨著年紀的老去而越來越重，也許正是他對因果報應的恐懼，也許是他到了晚年之際對自己一生濫殺的內心反思而引發(fā)的心靈彷徨，也許是他想彌補一生的缺憾。

因為朱元璋知道，雖說朱元璋力主以儒治國，但實際上朱元璋是“雜家”，口頭唱的是儒家的曲子，手里拿了法家的刑具，魂系在佛家因果報應的循環(huán)圈里。沒有多少宗教觀念，只是他畢竟投身過佛門，對其教義要熟悉多而已，朱元璋什么都不相信，就相信自己而已。

經過月余的錦衣衛(wèi)多方調查與論證，由于那時洪武年間朱元璋對佛教青睞有加，而朱元璋也未曾注意過這些，佛道在洪武的最近多年有了迅猛發(fā)展，它們廣占田地，不向朝廷繳納賦稅，這在無形之中加重了百姓的負擔，最為嚴重的是江南地區(qū)，許多腴沃之地被僧院道觀所占有，個別寺院甚至田連阡陌，橫跨數十里。

不由有些慚愧，這幾年，注意力一直放在北方，竟然沒有注意到江南的魚米之鄉(xiāng)出現了這么大的一個蛀蟲，佛教這東西，朱元璋認為，只能做一個娛樂性的東西消遣，是絕對不能癡迷的，他也曾經下過類似限制佛教發(fā)展的旨意，不過那是在這個期間，出于朱元璋的意思，自己的旨意很快的被掩埋在老朱的威風中，現在看來是要管一管這些不事生產的神棍了。

這是禮部所派遣的鴻臚寺官員和日本使節(jié)的談判也即將結束，得到皇帝暗示，禮部只是讓鴻臚寺官員陪著祖珂和肥富等人瞎扯一通，以此來限制他們的活動范圍，以方便朱元璋調查，現在調查基本完畢，當然也不用再浪費時間了。

皇帝下詔，鑒于日本國王足利義滿的誠意，朝廷基本同意日本提出的貿易請求，但是海上盜匪、倭寇盛行，為了不影響雙邊貿易，大家要互相清剿海匪，對于日本，大明曾經做過詳細調查，知道倭寇基本都是由日本九州大內氏所主導的，現在時局不穩(wěn)，商議之條件暫時擱置，大明清剿海匪，而希望日本國王再表示誠意，徹底剿滅大內氏，為雙方貿易打下基礎為盼。

也就是告訴日本，你什么時間把大內氏滅了，咱們貿易什么時間開始，同時，又由錦衣衛(wèi)指揮使蔣瓛單獨接見肥富，把日本大內氏襲擊大明水師所造成的傷亡以及證據復制了一份讓他帶回本土，表示了大明對于此事的憤怒，并隱約暗示，如果日本沒有能力，大明將糾集水師，親自報仇。

沒有想到談了月余是這個結果，肥富對于壞了日本貿易大事的大內氏竊罵不已，眼看著已經談攏的協議只能放在那里看著，心里充滿遺憾，但是皇帝既然定性，他也沒有辦法。只好回國之后，繼續(xù)鼓動足利義滿加大對大內氏的打擊，爭取和明朝的貿易能夠成功。

朱元璋不顧群臣的反對，下詔規(guī)定：天下寺院道觀，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費，余田入官，均給平民，并且嚴令全國臣民，禁止私自剃度為僧尼，限制佛道勢力的發(fā)展。

趕走了日本使節(jié)，又處理了關于限制僧侶發(fā)展的事情之后，國內的事情就可以暫時的平穩(wěn)一段，而此時的朱元璋卻將目光轉向自己已經寬松了很久的所謂的內患上來。

經過朱元璋的嚴苛壓抑，在經過自己這么多年來的刻意放松，朝中的官員們已經到了一個爆發(fā)的臨界點，而從日本使節(jié)那么容易的行賄中就可以看出，大臣們的思想已經完全被太平盛世的文治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