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軍兵臨哈密城下。

哈密是一個曾經獨立的地方，但是后來蒙元滅亡前夕，占據哈密全境的察合臺汗國也分崩離析，暫守哈密的威武王兀納失里亦自立為哈密國王。兀納失里病逝后，其弟安克帖木兒繼位。

后來安克帖木兒被封為大明忠順王，為了表示對哈密的籠絡，所以一直沒有往哈密駐軍，就算是所謂的哈密衛，也不過是在沙州一帶駐防，距離哈密城足有數百里之遙。

而在哈密本地所設指揮、千戶、百戶等官也基本都是有本地軍人擔任。只是仿造藩王例，派漢人周安為忠順王長史、劉行善為紀善，共同輔政。

同大明的官員一樣，安克帖木兒對于從西方來的那只瘸狼錯誤的進行了估計。憑著蒙古人那種特有的成吉思汗家族人的驕傲，特別對于血統有待商榷的帖木兒，十分的看不起，帖木兒右路軍統帥哈里雖然曾經二度派遣使者前往勸服招降，但均遭到回絕。

哈里麾下的將領們激昂氣憤，要求屠城，也就是打算將整個城市之居民，包括幼兒在內，全部殺光。

一連串慘不忍睹之激烈攻擊行動于是展開。哈里首先驅趕一路搶掠的牧民為其建造高臺，倘若高臺之高度不夠，便殺害牧民，將尸體重疊堆積，在上面覆蓋泥土，然后再從高臺之上發射弓箭及石彈攻擊城內。不但如此，還將居民之尸體丟進巨型鍋爐之中熬煮，提煉出脂肪之后，涂在城墻壁上放火點燃。一項項的殘虐暴行可謂是前所未見。在大火和煙霧之中，本來就不堅固的城墻遭到破壞，眼看著哈密朝不保夕。

在王府長史周安和紀善劉行善的勸说下，忠順王準備棄城往嘉峪關方向撤退，并因此聚集了最后的一千五百名親衛，但是已經來不及了，城內的伊斯蘭教信徒，好像早就商議好的一樣，已經不耐煩圣戰一再被延遲，組織起來紛紛干擾守軍的行動，并有計劃的破壞忠順王逃跑的行動。

長街之上，到處都是堆放的障礙或者是燃起的火焰，哈密城中，已經分不出是敵是友，也分不清誰在抵抗，誰在搗亂，一千五百人護送著忠順王府大約七十余口，竟然在城中輾轉了一個時辰，還未能走近城門。

此時，哈里已經對哈密形成了包圍，而且在城內穆斯林的幫助下，已經攻破城墻，部分騎兵進城，導致了事態的惡化。

忠順王投降，周安和劉行善被誅殺，哈密城內同巴兒思渴一樣，成了修羅場，誰也不知道是哪個先淪陷，是哪個先遭殃。要不是帖木兒需要傀儡，也需要一些行動去说服已經破落的蒙古王公，说服現在一直態度**或者是準備抵抗的瓦刺、韃靼貴族。

帖木兒大軍擁入哈密城后，展開了一場遺臭歷史的殘虐殺戮?！肮镆宦暳钕?，老幼一人不留，屠殺殆盡，血流成河，橫尸遍野，腥穢數里可聞，天地為之色變，同感哀悼?！?/p>

根據幾個幸存者對于當時情況之描述，哈密全城百姓除了信奉伊斯蘭教的人之外，幾乎被殘害殆盡。

在一片直令嗅覺麻痹的惡臭之中，哈里進入哈密城里。算是為帖木兒東征埋下一根釘子，而此時的帖木兒已經到了別失八里，展開了對于瓦刺貴族的邀約，在繼續東進之前，他首先要在冬季的時候，解決關于瓦刺的態度問題，因為關系他和明軍的戰事一旦陷入膠著，那么這些平時微不足道的蒙元殘余就會起很大的作用。

不服則屠，這是帖木兒的一貫宗旨，拿哈密開刀，是向別人宣布他對于此次和大明對抗的信心和堅決。屠城是向別人顯示自己的鐵血，做完這一切后，帖木兒則在別失八里等候著成吉思汗子孫們的反應。

他沒有牽掛，如果需要，他可以毫不留情的舉起屠刀，百姓不是他的百姓，牛羊卻可以成為他的牛羊，成為他軍隊的糧食，而進入冬季，運輸給養困難，對于那些此時還敢反抗他的部落，帖木兒不介意把軍隊建立在那個部落的滅亡上。

也就是這個政策，讓他在中亞可以橫行無忌，帖木兒是一只瘸狼，更是一個瘋子，更是一個披著蒙古族毛皮的狂熱穆斯林。幾年前，帖木兒摧毀了欽察草原。由于毀掉塔那和薩萊城，使歐洲和中亞之間的商業受到致命的打擊，他封鎖了馬可波羅所描述的古代內陸通道，抹去了成吉思汗征服所留下的那些痕跡。在其他地方，也像在欽察草原上一樣，他摧毀一切，但從無建樹。

誰也給帖木兒耗不起，但是帖木兒卻將此當成別人害怕他的理由，除了軍事上的天才之外，對于外界除了毀滅，他什么也想去做了。

帖木兒靜靜等待著瓦刺各部落前來的誠意，為此他不在意時間，進入了冬季，六十多歲的他，雖然上次在姚廣孝所率領的僧侶手中僥幸活了下來，但是羸弱的身體還是讓他不堪西北的嚴寒。這次他令姚廣孝等人從撒馬爾罕趕來，就是為了照顧自己已經懼怕寒冷的身子，他希望能到春暖花開時，自己親自率領大軍殺向大明腹地，建立自己一生最偉大的功勛。

他命令哈里繼續騷擾敦煌附近，卻絲毫不做出準備往嘉峪關的念頭，他要給大明一個錯覺，那就是大軍不會去翻越祁連山碰嘉峪關這顆釘子，而是準備順著祁連山脈，直接殺入西寧，進入青海。

而此時，他又給大明送去了一紙假象，吩咐手下帶著二百匹駿馬直奔嘉峪關，一是為了收集地形資料，二是給大明皇帝進貢并負責解釋帖木兒汗國出兵的緣由。

那二百匹駿馬是貢馬，而這次出兵的理由則是為了勸解天朝上國的家事，说是朱棣這次造反，乃是同室操戈，他這次來是為了做和事老而已。為了讓大明相信自己的來意，帖木兒在國書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場，隔代傳位的事情在他眼里是匪夷所思的，所以他要勸解皇帝朱標退位，迎接朱棣登基。

誰也不知道帖木兒為什么這么说，就算是不在乎使節的死活，那也要尊重大明上下的智商吧，這種愚蠢的事情，從一個侵略者的嘴里说出來，是那么的可笑，但是更可笑的就是帖木兒還將這種说法當成真理，從《古蘭經》內找到了理由。

但是一個月后，哈密失陷的消息傳回京師，再半個月，帖木兒的貢品和國書也傳到了南京城內，內閣迅速得到了皇帝的召見。

在感嘆帖木兒可笑的同時，也感到了其的心思機巧，用二百匹駿馬和一封書信，就表明了一個立場，他這次的侵略是正當的，帖木兒對大明沒有野心，反對的只是皇帝朱標一人而已。也就是说他贊成朱棣當家作主，而不承認皇帝朱標的合法性，這只是對于個人的宣戰，而不是對于國家的宣戰。

當然，一手由皇帝朱標組建的內閣，不會被這樣的言辭欺騙，帖木兒的這種伎倆，在羅馬帝國或者是一些提倡所謂民主的國家可能能起到一定的離間作用，但對于大明，內閣成員們對于這個老調重彈的話題，心里沒有絲毫波瀾。

但是解縉在有意無意中，還是流露出對皇帝輕易放出朱棣的事情有些不滿，雖然沒有说，皇帝朱標能感覺到，最近錦衣衛的消息還算及時，探聽到大明境內的穆斯林有些不安分的跡象，有的穆斯林甚至舉家遷移至琉球等地避禍，甚至不排除有的人北上去投奔朱棣。

因為朱棣是真主所指定的大明君主，這是帖木兒说的，不過怎么流傳出去的，誰也不知道，蒙元時期，回回人大量內遷和漢人混居的壞處終于體現出來，這群信奉真主的伊斯蘭教信徒，奉帖木兒為真主的使者，當然说出的話也算是真主的旨意。

雖然這些人淹沒在漢人的海洋中，不敢過于明顯的暴露出真實面目，但已經引起了皇帝朱標的警覺。

這股人群不是太顯眼，也對于大明的統治造不成什么威脅，但是要是造謠生事卻是一些好手，而且不易被發現，因為回回人基本上和漢人從相貌上分別不大，除了一些風俗習慣之外，別的幾乎是一樣的。

就因為這個原因，狂熱的宗教信仰，使他們有著一種匪夷所思的念頭，去做一些在平常人看起來很愚蠢的事情，比如遠在萬里之外的帖木兒和他們有什么關系，不過是因為同樣的信仰，卻使他們不遺余力的為帖木兒造勢。而且是冒著殺頭的危險。

錦衣衛的種種情報表明，這些伊斯蘭教的信徒們，還在影響著有些漢人的意志，而這個消息才引起了皇帝朱標的重視。

經過內閣合議、五軍都督府的推算和兵部的統計。景泰八年十一月，從湖廣軍鎮、云南軍鎮再調集兩個集千戶軍至陜西練兵備戰。同期物資依循前例配備。并加緊武剛車的制造和押運。爭取再明年之前，將武剛車的數量提升至一萬輛。

同時，霰彈槍和火炮的數量也在增加之中，并逐步開始往遼東軍鎮輸送，每個人都認為皇上準備對朱棣開始進行壓力了，不過都保持著沉默，帖木兒的話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朱棣這桿旗幟不倒，西北就有借口造謠。

做完了這一切，皇帝朱標開始冷靜的考慮怎么應對伊斯蘭教信徒的小動作，雖然不想去用愚民政策去玩弄民心。但是經過這么多年的了解，他開始重新審視信仰的力量了。

回顧一下，帖木兒通過伊斯蘭教，聚攏了大量人心，用信仰發動所謂的圣戰，并得到了狂熱的支持，而另一個時空中他所知道的在歐美等西方國家，基督教等宗教曾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主導了政治的發展，因此成為宗教、政治、社會、與歷史等各方研究者均感興趣的課題。

而現在的大明更是一樣，教育不普及的情況下，百姓的文化層次就不用多说，更容易聽信那些裝神弄鬼的宗教人士之言。

而自己前幾年大力打擊佛教，對于其他宗教比如说藏傳佛教、道教、伊斯蘭教、薩滿信仰等等卻也不是很提倡，導致了在此時的大明，任何宗教都沒有受到歡迎，這可能是一個穿越者固有的思想弊病吧。

此時認真的去反思，才覺得要正確引導民眾的信仰，自己的信仰就是改變歷史的自信。而官員們的信仰就是自己這個皇帝所賜予的權力，而皇帝朱標卻輕易的剝奪了民間百姓信仰的權力。導致了除了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興起，但是又處于比較畸形的狀態下成長。

父皇朱元璋在明朝初年制定了對于各制度化宗教“神道設教”、限制利用的基本政策作為祖訓。而皇帝朱標自己除了打壓佛教之外，沒有想到過去疏導民眾的信仰宣泄，這才是最根本的。此時皇帝朱標才感覺到，宗教的作用還是很重要的。

但是怎么合理的利用宗教，達到引導信仰的問題呢？

皇帝朱標連續召見方孝孺、解縉以及當時的幾個大儒，詢問關于宗教的問題，為此，不顧自己以前所限制佛教發展的旨意，特地還召見了幾個僧人，以及道士作為參考之用。

經過各種資料的匯集，才知道佛教為大明最主要的宗教，其地位顯著，流行普遍，都在道教及其他宗教以上。

這樣以來，大明在皇帝朱標不提倡宗教的政策下，對于佛教的限制在于其社會影響力，包括僧人的數量控制、寺院的數量、寺院經濟對大明財政的影響等等，其次才是僧人對大明官員的影響。

在打壓佛教的同時，但卻沒有扶植其他宗教，也不能不说這是皇帝朱標的一個敗筆，這導致了民間對于伊斯蘭教的容納，導致了民間對其的同情，甚至是接受。

這是作為一個皇帝所不能容忍的，本來對于宗教不感興趣的皇帝朱標，也不能容忍，他現在清楚的看到，要想徹底的禁絕宗教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建立起一個本土的，由國家扶植的宗教勢在必行了。

洪武元年父皇朱元璋立玄教院， 洪武十五年改置道錄司，掌天下道教。道錄司設左右正一、演法、至靈、玄義等官各二人，其中正一官品最高，為正六品，顯示出對正一道的器重。地方上則設道紀司、道正司、道會司管理道教。 這些機構的官員都由道行高潔、精通經戒的道士擔任，負責檢束道士行為，核實道觀和道士名數，道士申請度牒等事務。

而佛教亦然，成立了僧錄司，管理佛教事宜。兩司都屬于禮部管轄。

皇帝朱標作為皇帝，當然熟悉朝廷這些編制，為此他召見道錄司中各級官員問事，并要求其作出佛、道總結。找出兩者的分別。得出：

佛教的普世性超過道教，一切眾生，都可以簡單的方式從中求取寄托，適合所有信眾，尤其是各種意義上的弱勢人群，婦女、老人、殘疾者等等，都無須特別的資財、時間就可以從中得到安慰。

而道教的“拯救”途徑，則很大程度上依靠專門的修煉，其實需要一定的時間和物質條件，也更近于“術”，這就使它適合的范圍小于佛教。

皇帝朱標考慮良久，方孝孺請求覲見，那是因為最近皇帝勤于問詢佛、道中事，他有些擔心，大明以儒教為立國常經，兼用佛教、道教“陰翊王度”。方孝孺害怕皇帝由伊斯蘭教引起謠言，作出本末倒置的事情。

在他們的眼里，一個勤政的仁君，問詢宗教之事不是一個好苗頭。他要勸諫皇帝的這一行為。

方孝孺認為，對于宗教應該取容納、利用、控制方針，但始終不能使宗教左右國家政務。而對于伊斯蘭教的偶然現象，他認為伊斯蘭教在民間相對封閉，大體上表現為一個民族政策問題而不是一個宗教問題，基本與國家以及其他社會成分相安無事。

之前皇上打壓佛教，方孝孺雖然有佛門中的朋友，但是卻未多言，那是因為佛教雖然深深溶入了大明的生活中，但其與儒家思想的沖突始終沒有平息，兩者的思想還是有矛盾的產生。

儒家講的是入世，宣揚治平之道，即所謂正心，誠意、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重視的是現實社會的治理，而不去追求佛教那樣虛無飄渺的彼岸世界，以此儒家與佛教在根本理論上就發生了沖突。

佛教宣揚人生一切皆苦、現實世界一切皆空的苦空二諦學说，主張勘破紅塵，超脫塵世，出家修行，落發為僧，這就與儒家所宣揚的倫理綱常、忠孝之道，直接發生了矛盾。因此佛教一傳入中原，就受到了儒家的抵制與排斥，佛教的發展進程，始終伴隨著與儒家之間的斗爭。

所以方孝孺雖然有佛教的朋友，但絕對不至于站出來為其搖旗吶喊。甚至還會為皇上的圣明感到高興。但是這次不同，方孝孺絕對不希望皇帝再陷入到宗教的漩渦之中。